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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居民生活事被习近平称为“新时尚”
来源:徐汇文明网   时间:2018-11-09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来上海考察的消息在朋友圈刷屏,其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参加进博会开幕式后,他来到上海市虹口区市民驿站嘉兴路街道第一分站。几位年轻党员在交流社区垃圾分类推广的做法。习近平仔细听他们介绍自己的做法,一位小伙子告诉总书记,参加公益活动对年轻人来说都是新时尚。习近平表示,垃圾分类工作就是新时尚,“我关注着这件事,希望上海抓实办好。”一时间,“垃圾分类”成为上海当前的时尚新名词。

  

 

  11月6日上午,习近平在虹口区市民驿站嘉兴路街道第一分站,同几位正在交流社区推广垃圾分类的做法的年轻人亲切交谈。 

  上海“垃圾分类”如何一路走来 

  上海开展“垃圾分类”起步较早,在2009年、世博会举办前,上海便正式在全市范围进行大规模的垃圾分类,当时主要分类回收的是玻璃瓶、利乐包等低价格可回收物。在此过程中,上海设计了“绿色账户”积分鼓励居民进行源头分类,并一直沿用至今。

  2011年,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推进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联合中国银行启动绿色账户的扫码分类卡。2014年5月,上海开始实施《上海市促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办法》,目标为实现“干湿分类”,居民家中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分类,成为上海居民对垃圾分类最为直观的认知。截至2017年底,上海已有1000余万的绿色账户用户,但活跃度偏低,实现正确分类的有效度占比24%,且分类减量办法尚未对不遵守分类投放者进行处罚,绿色账户的激励效力偏低,背后原因则包括分类标准不清、前端分类后端混合、绿色账户积分激励性弱、新老小区垃圾厢房设施条件不一等。相比之下,东京、法兰克福、新加坡等国际城市都在2000年前后相继实现了城市“垃圾分类”全覆盖,上海在迈向卓越全球城市的进程中,如何实现个人特征显著的“垃圾分类”行为,是大都市精细化管理中必须跨越的难题。而鉴于前述原因及上海市日均垃圾量的增多局面,2018年,上海市陆续发布了《关于建立完善本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的实施方案》和《上海市垃圾分类全程分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对垃圾分类从“社区分类”到“收运转运”全流程进行分类实践,首次鼓励居住小区推行垃圾分类“定时定点”投放。

  在全程分类政策的指引下,“垃圾分类”在上海社区内率先大踏步发展,表现出更多的社区自主性,逐渐由“自上而下”的行政推进转变为“自下而上”的基层自愿,由社区自主发现和解决问题能够精准匹配本社区的居民需求和特点,实际操作性更强。如2011年徐汇区梅陇三村社区的“绿主妇”成为全市有名的绿色环保志愿者服务团队,每月最后一周的周四固定成为社区的垃圾回收日,同时,“绿主妇”用餐厨垃圾发酵生产环保酵素,厨余垃圾发酵后的固体部分做有机肥料,用于小区种花种草,种植蔬菜,形成了 “一平米菜园”的社区景观;2017年,位于上海虹桥街道爱建居民区的中华别墅小区开始全面实行生活垃圾分类,仅3个月的时间,小区垃圾分类率就从5%上升至95%,成为近年来上海小区分类效率最高的范例;而由同济大学刘悦来老师带领的团队“四叶草堂”则将社区景观共治带动小区居民自发形成垃圾分类,通过社区居民共同追求社区景观,间接带动小区居民垃圾分类积极性,由“小手拉大手”的小朋友带动家庭整体投入环保行为而被媒体津津乐道。

  从“+垃圾分类”到“垃圾分类+” 

  归纳当前上海社区的实践,可以发现,目前的主要做法是通过居民活动,如妇联活动、党员大会、亲子活动等广泛宣传“垃圾分类”的相关知识和意义,形成“社区事务+垃圾分类”的宣传氛围,再通过3个月的强制监督行为纠正,随着更多人的参与,形成“垃圾分类+”引领下的居民参与和居民共治。由此可见,“垃圾分类”本质上是一种基层的社会互动,从各项社区活动嵌入“垃圾分类”即“+垃圾分类”,逐渐变为由“垃圾分类”引领社区各项活动即“垃圾分类+”,从而激发居民自治积极性。

  “垃圾分类+”可以成为城市治理的重要支点。垃圾分类改变的不仅仅是生态,还有人的观念与行为以及整个社会的治理文化。梅陇三村和中华别墅小区在成功推行垃圾分类的过程中,就孕育出了“垃圾分类+”的治理格局,如垃圾分类+环保、垃圾分类+帮困、垃圾分类+社区教育、垃圾分类+熟人社区构建、垃圾分类+邻里冲突调解、垃圾分类+志愿服务,等等。社区是一个关联主义的空间,比如,社区中的物权是关联性的,社区中的议题与居民的生活是关联性的。所以,在推动社区治理中,选择牵动社区各个要素的“支点”就显得异常重要。如果没有支点,社区治理者就容易陷入治理盲点,失去方向,社区工作人员也容易陷入琐碎事务的汪洋大海,疲于奔波。垃圾分类就是典型的连接型支点,它不仅能够将不同的居民、不同的社区组织连接起来,还能将政府与社区、社区与整个社会连接起来。随着上海以及其他城市中各区域间、各群体关联和互动程度的提高,生态安全已经成为所有人关注的议题,通过物理隔绝以保证空气安全、水质安全以及生态安全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垃圾分类、环保和生态治理,很可能将成为撬动城市社会治理和社区治理最为有效的支点。

  三种整合推动社区治理水平提升 

  “垃圾分类”成为新时尚,还在于在这场以“城市环保”为主题的行为中,能够实现社区自治与共治的实质交融,即可通过组织整合、项目整合、空间整合,推动基层社会中“人”的再组织化和内在动力的形成。 

  在组织整合方面,不同身份、不同背景的居民被吸引、整合进了各类组织中,孵化生成了诸如“绿主妇”环保行动小组、爱心编制社等多种类型的社区自组织。围绕废弃物回收、垃圾分类、蔬菜种植等活动,街道、居委会、社区学校、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科技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等组织进行了协同行动。在社区党组织的引领下,各类政府、社会、市场组织,根据项目发展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和各自能力和优势,提供人力、物力、财力、智力等各种资源,多元主体有效配合,协同发挥作用。

  在项目整合方面,最初的环保行动是回收利用利乐包,然后是爱心编织,再后来是一平方米小菜园,直到垃圾分类减量。这样一个接一个项目让居民不断有新鲜感,凝聚了社区人气,实现了居委行政工作和自治工作的有机结合。由于项目选择上与居民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接了地气聚了人气,具有较强的可复制可推广性。项目之间构成了有机联系,确保了整体的延续性。成为环保户的居民可以凭借“零废弃回收卡”上的积分免费领取“一平方米小菜园”项目中的秧苗、可以换取环保企业提供的有机食品,而种植有机食品的部分肥料又来自居民的厨余垃圾,这样就形成了高效运转的项目网络,同时也确保了这个网络真正成为各种原料和资源有效流通的渠道。

  在空间整合方面,一是社区闲置空间的开发,如梅陇三村小区将社区边边角角都进行了利用,从“家庭一平米小菜园”扩展至“社区一平米小菜园”,推动了邻里楼组居民的沟通和矛盾化解,推动了对社区共同资源的维护,增加了社区认同感。二是社区学校和居委会公共空间的再利用,打造了社区教育和互助公益看得到的基地。三是垃圾厢房的功能改造,在改造中,居委会、社会自组织对社区动员的方式不断进行反思重构,居民在接受环保教育的同时也获得了参与感和效能感。

  通过上述三方面整合,不仅实现了社区环保理念和行为的飞跃,也在此过程中完成了“生人社会”向“熟人社会”的转变,形成了有效的居民自治平台。总之,区别于传统意义的垃圾分类模式,将分类的活动与社区环境要素的治理相结合,例如良好的空气、周围黑臭水体的净化、小区植被绿化等,使得居民从“要我分类”转换至“我要分类”。这或许是垃圾分类这个“新时尚”的真正价值所在。

  (信息来源:上海观察 作者刘瀚斌 单位: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