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一早，宝山区高境镇逸仙一村三居委会人民调解员朱志仁就像往常一样，朝办公室赶去。刚出门，便遇上了正在小区早锻炼的刘阿婆。

　　“朱律师好啊，这么早就去工作室啦？” 

　　“哎呦，刘阿婆啊，早饭吃过了吗？看起来老精神。”朱志仁停下脚步，和刘阿婆寒暄起来：“侄女这段时间来看您了吗？” 

　　“来了来了，这件事还要好好谢谢朱律师你啊。”刘阿婆眉开眼笑，拉着朱志仁又叨念起自家侄女：“要不是侬朱律师，我房子保不住，还要跟亲侄女打官司，哪有可能像今朝一样在小区里白相？”像刘阿婆一样对朱志仁心存感激的人还有很多。从事人民调解工作7年，朱志仁接待法律咨询1000余批、1500余人次，成功调解矛盾纠纷200余件，调解成功率达98%以上。按照流行的说法，朱志仁是个有着多重身份的“斜杠老人”——他当过副厅长，干过总经理，是学校教授，还是恢复律师制度后首批考试取得执业资格的律师之一。 

　　令周遭亲友想不到的是，顶着如此多头衔的朱志仁退休后“画风突转”，成了社区里专管鸡毛蒜皮的“老娘舅”。 

　　有人说调解就是“捣糨糊”，朱志仁不同意：调解最大的难点和亮点，就是让双方当事人心悦诚服地执行调解的结果——这要掌握法律、哲学、心理学等知识，要懂得家庭伦理和社会道德，还要具有人生经验和个人情操。

　　他说：“法律不在书本中，而在生活里。” 

　　两句话就让纠纷当事人主动撤诉  

　　社区里，至今流传着朱志仁“两句话就让一起官司撤诉”的“传说”。 

　　“这个没良心的！”7年前的一天，刚成为调解员的朱志仁看到刘阿婆跌跌撞撞地冲进居委会，手里挥舞着一张纸，嘴里不停地骂咧。他连忙上前拉着刘阿婆到椅子上坐好，再给她倒了杯水。这时他才看清，刘阿婆手里攥着的，是一张法院的传票。

　　“我们老两口辛辛苦苦，把侄女当女儿抚养长大。现在嫁人了，跑到法院去告状，要抢我们老两口的房子。你给我评评理，她是不是没良心！”说到伤心处，刘阿婆忍不住抹起了眼泪。 

　　“阿婆，你先别急，我先问你几个问题。”听完刘阿婆的哭诉，朱志仁心里已经大概有了底，“您侄女是知青子女，返沪落户你家是否有书面协定？老房子动迁安置的时候，侄女的名字是不是也在名单上？您买下现在这套房子的时候，侄女已经成年了吧，她同意房产证上只写您老两口的名字了吗？” 

　　几个问题一出，刘阿婆的声音一下低了八度，只是仍然不停嘟囔“忘恩负义”。“我们这里是老小区，退休工人多，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很多人不懂法律。”朱志仁说，虽然他心里同情刘阿婆这样的老人，但调解工作不是“捣浆糊”，所以遇上矛盾纠纷，他首先要帮当事人梳理清楚情况：“有些事情法律条文上写得清清楚楚，含糊不得。” 

　　看到刘阿婆情绪趋于缓和，朱志仁坦率地告诉她，按照现在的情况，法院多半会支持侄女要在房产证上加名字的诉求。刘阿婆刷地站起来了:“这可怎么办啊？”“您要信得过我，就把您侄女的电话给我，我来帮您两边牵线，看看怎么解决。”

　　送走刘阿婆，朱志仁立刻拨通了她侄女的电话。不论朱志仁说什么，听筒对面都是语气平淡地回答一句：“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有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社会经验丰富的朱志仁知道，任何矛盾一定有其关键“症结”，解决问题先要大量搜集信息，再“对症下药”。他辗转联系到侄女的另一位小叔：“我知道他们关系不错，能说上话。”从小叔那里，他得知侄女最近家庭遇到一些困难，急需资金周转。 

　　朱志仁托小叔转告刘阿婆侄女两句话——第一句，“你回上海的时候才十几岁，姑父姑母是不是拿你当亲女儿？做人不能光看利益，还要讲情义。”第二句，“就算胜诉了，房产证上加了你的名字，你也只有三分之一的产权，不能变卖，还是拿不到钱。” 

　　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没过两天，侄女就主动去法院申请了撤诉。“短短两句话，显示了朱志仁的‘真功夫’。”不少当时参与调解的社区干部对此记忆犹新：“一句合情，一句在理。”

　　在朱志仁的主持下，刘阿婆和侄女坐到了一起。“阿婆，您侄女已经放弃了她那三分之一的产权，于情于理，您老两口是不是该补偿她一些？”最终，刘阿婆老两口一次性拿出十万元作为补偿，两家人重归于好。

　　当领导是为老百姓服务，当老娘舅就不是了吗？ 

　　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解决了刘阿婆家的矛盾，高兴的不止刘阿婆一家。朱志仁也在“偷着乐”：“自己虽然年纪大了，但本事还在，还能为老百姓做点事。”

　　2010年，宝山区推动人民调解员队伍正规化建设，要求每个居委选聘至少一名专职调解员。朱志仁闻讯便报了名，成了宝山区高境镇逸仙一村二居委的调解员。

　　这件事却在他的朋友圈里炸开了锅。

　　退休之前，朱志仁曾担任陕西省商业厅副厅长、陕西省行政学院院长、上海华贸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是正厅级干部。而且他早在1982年就通过社会司法考试并取得了律师资格，公职岗位退下后也曾在多家知名律师事务所执业。有人当着面劝他：“你一直干的都是‘有头有脸’的工作，怎么管起家长里短、鸡毛蒜皮来了？”

　　朱志仁并不讳言退休后心里有点“空落落的”。“有人说年近古稀，就该在家当‘三等公民’——等吃、等睡、等死，我不愿意这样啊！”可他又自忖“生来没有诗画歌舞的艺术细胞，也没有挣大钱会计算的脑袋”：“既然有机会用自己的法律专业特长找点事做，何乐不为呢？”

也有人背着他传话：“以前好歹也是个领导，现在天天陪着笑脸管起这些婆婆妈妈的小事，老朱肯定干不了多久。”

　　“当领导是为老百姓服务，当老娘舅就不是了吗？”身为老党员的朱志仁不服，他用行动回应了质疑声。

　　老公房多的小区，水管容易老化漏水，往往成为破坏邻里关系的“元凶”。一次接到一名底楼居民投诉家中漏水，却不知因何而漏，矛头对准了整个楼栋的邻居。 

　　“《民法》的确有这么一条规定，但楼下居民想到法院起诉，证据呢？”朱志仁坦言水管问题其实反映了法律在基层执行时面临的困境：“但再困难总得有人来解决，调解就是一种方式。” 

　　朱志仁冒着酷暑爬上爬下，一家一家敲开居民家的门。“我看着他都心疼，一楼漏水，楼上每一层都得问过去。”调解员杨卫说，朱志仁身体不好，患有糖尿病，心脏也装了支架，走两层楼梯就有点喘。有时还会遇上极不配合的居民：“有人装聋作哑，还有人死活不开门，隔着铁门和你说话，你急他不急。” 

　　可是杨卫从来没见过朱志仁发脾气，更别说撂挑子。“人家不开门他就一趟趟跑，隔着门也要把道理讲完。平时路上碰到，还会上去打招呼，唠唠家常，拉近距离。”面对如此耐心的朱志仁，再顽固的居民也都答应坐下来协商解决方案。朱志仁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和老百姓好好讲道理，他们总归会听。” 

　　“按照《民法通则》，如果是楼上用户的水管出问题导致漏水，那么就应该由楼上用户来承担全部维修费用。”大家围坐一起，都愿意听朱志仁发表意见：“但是，水管是大家公用的。他们家为了大伙不遭殃，把自家卫生间弄得一团糟，也该给点补偿对不对？”

　　一番话入情入理，剑拔弩张的矛盾就此解决。“老朱这个人，是真正扎根在社区。”高境司法所所长康胜华说：“老朱还是高境镇唯一一位具有律师资格的调解员，水平有保证。” 

　　“朱律师”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很专业，有耐心，负责任——“人民调解员朱志仁”的名声越来越响。 

　　2013年5月，宝山区高境镇司法所设立了“朱志仁人民调解工作室”。工作室每年要接待二三百起法律咨询或纠纷与调解案例。繁琐的工作中，朱志仁看到了另一种价值。他发现，在受理的案例中，家庭纠纷最多，约占70%。而这类纠纷中，跟房屋有关的继承和析产又占85%。他定期整理最新颁布或平时常用的法律规定形成学习资料，定期召集和组织团队成员进行业务学习和培训，“我常和团队成员讲，多学习，才能和老百姓讲清楚法律，不然人家一句话就把你问倒了，之后的调解他肯定不愿意听。” 

　　朱志仁把工作室咨询和调解案例一一登记在案，把日常处置矛盾纠纷中的真实案例作来源，形成“接地气”的法治教育素材，推出“以案说法”讲座，并在《高境报》开辟“以案说法”栏目，每月刊发。2016年起他还开通小区微信群，进一步畅通普法渠道，赢得如潮好评：“要是大家的法治意识都提高了，凡事都有准则，矛盾纠纷不就更少了吗？”

　　“社区里的很多事情都有共性，所以朱志仁同志的处理方法完全可以提供给其它社区借鉴。”高境镇党委书记张惠彬说，镇里打算挑选一批优秀青年调解员，让他们拜朱志仁为师，学习做好调解工作。“高境镇31个居民区，如果每个都能有一位老朱这样的老娘舅我们为民服务的水平就可以大大提高。” 

慕名而来找朱志仁的人也越来越多。家住黄浦区老西门的老人李某听亲戚陆某讲起朱志仁的故事，找到工作室寻求法律帮助，连赞“不虚此行”。但并不是每一次“求助”他都会答应。

　　有人曾辗转托人找到朱志仁，称父亲遗嘱公证没办成，想请他以律师身份代书，并暗示“会付费”。朱志仁从公证员处了解到，之所以拒绝是因为当事人父亲意思表示含糊不清，有违其父真实意志。他每年会无偿代理不少的各类法律文书，但这一次严词拒绝：“这是一名党员和法律工作者的原则。” 

　　“现在我爱人都知道，拿起电话，对方要是喊‘朱律师’，那是来找他咨询或者调解的。”朱志仁说，“不要小看这一声‘朱律师’，那是别人对我的信任，信任就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来源：上观新闻）